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刚从基层被选拔到党委机关部门当秘书，部长交给我第一项任务就是给杨书记写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稿。
我来机关没几天，就没少听别人说杨书记不好伺候。至于多么难伺候，他们说了，杨书记习惯于用红笔改稿子，你的稿子要是用黑墨水写的，他能给你改的“全篇一片红”。于是背地里有人给他取了个绰号——。
我刚调来不久，按说部长该给我一段适应时间，他自己完全可以给杨书记写讲话稿。但他推给了我，少不了也是因为给杨书记写东西打怵。
部长给了我一大摞文件资料，我猫在屋里奋战了两天，手指头都累得生疼，才把稿子写出来。
杨书记看了这头一稿，说我的稿子不是写的，是抄的。他还翻腾着稿子，指着稿子例数，这段是哪个文件上的，那段是哪张报纸上的，我的“拼接术”被他揭得体无完肤，连点情面都不给留。让我先下去深入搞调研，把下面问题弄清了再写。最后给了我一句话，不，是一个字——改！
其实这哪是修改呀，整个就是让我唱刘欢的《从头再来》！我又是去找机关政工部门领导座谈，又是去下基层同干部群众“面对面”交谈，折腾了三番五次，又经过几天挑灯夜战，才把第二稿弄出来。
杨书记看了第二稿，说材料内容基本可以了，但材料布局谋篇不行，材料结构混乱，层次不清。他又不厌其烦给我讲，写材料怎么“砸成片穿成串”，怎么“问题观点例子一条龙”，怎么“标题配套风格要相同”等等，说了半天，最后还是给我那句话——改！
我深感自己能力不足，不得不求援。我把机关政工各部门的“笔杆子”，请到我家里来，好茶好烟招待着。哥儿们也真够意思，把我写的稿子推翻从头来，帮我重新布局谋篇。我干了整整一个通宵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把材料改了出来。
杨书记看了第三稿，说材料结构基本像样了，但材料中有不少话说得不通，不少词儿用得不准。不用说了，最后还那句——改！
我文字功底不太好，知道杨书记挑这些毛病的确不冤枉我。但我也实在改不动了，无奈之下，我跑了一趟上级机关，请了“大笔杆子”吃了顿饭，人家给我的稿子词句全面修改和韵色了一遍。
杨书记看了第四稿，说了句行了，但材料里标点符号错误太多，说他还没认真找，就找出了一百二十三处，说他都标在材料上了。我就等着他说“改”了，因为他不说，他就不叫“红书记”了。奇怪了，这回杨书记那张嘴竟没吐出这个我最害怕最讨厌的字来。他坐在椅子上，身子往后一撤，拉开办公桌抽屉，从抽屉里取出一打稿子，递给我说，拿去打印吧。我不明所以地问，这是什么材料？杨书记轻描淡写地说，我在政工会上的讲话稿，我自己写好了，你的稿子我不用了。我简直不敢相信他说这话是真的，杨书记呀杨书记，你的讲话稿，你要自己写就自己写呗，何必要这般折腾我，这不是纯粹调理人玩嘛。当然，这话我是绝对不敢说出口，我可不敢得罪他，只不过是活动活动心眼罢了。杨书记看出了我的心思，他笑了一下，说，怎么，不理解？我也只是强装笑脸地冲他笑着。他抬高嗓音坚定地说，我就是要折腾你，让你真正学会写材料，逼着你今后写出好材料！他端起水杯喝了口水，缓了口气，然后语重心长地说，按说领导的讲话稿该自己写，但我们现在的领导，有的文字能力不强，有的有文字功底也懒得写，他们还得指望你们“笔杆子”的稿子过日子。你们写了些空洞的材料，领导念来“空”，下面听了“空”，我们的会议能不是“空”的吗？杨书记稍停顿了一下，喘了口气接着说，当然，这个问题责任在领导，源头却在你们“笔杆子”身上。如果你们写的材料好，就是领导懒点，是不是情况也会好得多？最后杨书记还跟我开玩笑说，好好练你的笔吧，等你以后也当了官，也像我一样自己写讲话稿！我心里暗地思忖：算了吧，遇上你这样高水平的领导，还当大官呢，我可不敢有那么高的奢望，能干好这小秘书，也就不错了！